民国滇南游记中的瘴疠研究
卢中阳
摘要:瘴疠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影响长期成为束缚滇南开发的重要桎梏,然而这一切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拐点。民国滇南游记作品,不但认识到瘴疠主要为虫媒传播的恶性疟疾,而且提出了以改善卫生条件为核心的防控措施。游记作品对瘴疠认知回归科学和理性的过程,既是民国开发滇南成果的写照,又对当地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滇南;瘴疠;民国;游记
“瘴疠”,又称“瘴厉”、“瘴疟”,古时认为是由于沾染“瘴气”、“瘴毒”或“烟瘴”等而滋生的疾病,实指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以疟疾为主之多种疫病的泛称。历史上,瘴疠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均造成了深远影响。清代晚期的滇南地区,不但车里仍属“改流”的“保留地”,而且已经施行“改土归流”的元江、思茅、澜沧等地还面临“撤流复土”的威胁。[1]到了民国时期,瘴疠的流行并未减弱,甚至更加甚嚣尘上,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滇南“设流”工作最终告成。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从认知的角度去考虑瘴疠认识与政治疆域发展的关系。以往关于滇南瘴疠的研究,多立足于现代视角,侧重于病理学、环境史、社会史、人类学及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探讨。[2]本文则旨在通过民国时期《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到普思沿边去》、《云南普思沿边之十二版纳》、《水摆夷风土记》、《边荒》、《滇南散记》、《滇南千里行》等几部游记作品,考察当时外界对瘴疠的认知及其对民国滇南开发的影响。
一、民国滇南游记中的瘴疠之地
民国时期滇南游记的发端,均始于公务原因。换句话说,游记作者多有政府背景,并且是知识分子。其所撰录,多为览观风土民情的见闻。故而此类游记作品,可作为民国时期滇南的第一手民族调查资料。从游历的路线看来,都起自昆明:或自昆明老城骑马南行;或由滇池大观楼乘船至晋宁县昆阳镇南下;或从昆明坐客车到玉溪,然后坐滑竿或骑马南进;自年个碧石铁路开通后,多改乘滇越铁路至红河开远市,又换乘个碧石铁路到建水县,经石屏抵达元江。船舶、客车和火车等现代快捷出行方式,至玉溪境内便或早或迟地全部换成了骑马、滑竿或步行等传统交通工具了。几条路线殊途同归,却都要通过元江,后经墨江、宁洱(古普洱)抵达普洱(古思茅)。有的到思茅便返程,如果继续前行又岔为两路:一路由普洱向西渡江至澜沧、临沧,之后北上返回昆明;另一路继续向南抵达景洪、勐海,或自勐海原路返回,或经澜沧向北返回昆明。在这些游记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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