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芙
近代名家诗词分论
近代诗词名手如云，这一部分中分别论述几家作品。黄遵宪是戊戌变法的中坚人物，也是对二十世纪诗坛有重大影响的诗人，笔者重点辨析“诗界革命”属于文学改良，并非“五四”时期全盘否定传统诗文的“文学革命”；论证黄遵宪的思想品格由儒家文化陶冶而成，立足传统，融纳西学，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诗歌史上起到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另一篇文章专论黄遵宪的海外旅游诗，展示作者开阔的胸襟和诗中的新境界。邓秋门是青年早逝的天才诗人，文廷式是支持戊戌变动的大词家，文中论述他们的作品，见其爱国情怀。论易顺鼎的山水诗，可见诗人横放杰出的才华和自由超逸的个性。近代著名诗人如王闿运、陈三立、郑孝胥、范当世、樊增祥、丘逢甲、杨圻、赵熙、许承尧、金天羽等；词人如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黄人、王国维等，二十世纪初至民国间皆在世，对“五四”后诗词深有影响，本课题时间有限，未能一一专论，日后将继续研究。
1、黄遵宪思想与“诗界革命”论衡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他游历日本、欧、美，归国后大力宣扬日本的明治维新及西方的民主制度、科学文化，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广结同盟，贡献重大。他平生功业多方，集政治改革家、外交家、日本史学家、教育家于一身，虽以诗为余事，但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黄氏生前，其诗作就获得同代各派诗人的美誉；身后百年来，他更成为研究的热点，但其基本理路是，各种文学史及近代诗学论著无不言《人境庐诗》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并将之视为一个核心问题和基本出发点。笔者认为，前辈学者如汪辟疆、钱仲联、钱钟书等对黄遵宪的认识多有真知灼见，但时贤后学之文，却每作空言套语，甚至厚诬曲解者触目皆是。本文详陈己见，以便澄清黄遵宪研究和学术文化思想的若干误区。
一、不言与滥言“革命”的原因与教训
由于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标“诗界革命”，又于《饮冰室诗话》中张大其说，以黄遵宪为典范，推之为“近世诗家三杰”之首，其作品可称“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后人遂将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夏曾佑、蒋智由、梁启超乃至丘逢甲诸家统归为“诗界革命派”。于是，多种论著皆不加细察，视黄遵宪为“诗界革命”最早的倡导者。实则遍检黄氏著作，仅有“别创诗界”之语（《与丘菽园书》）及《酬曾重伯编修兼示兰史》中所谓“读我连篇新派诗”，而并无“革命”之说。黄霖先生云：“黄遵宪至死不脱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处处讳言‘革命’两字，故他自始至终一直没有附和‘诗界革命’的口号”。他又引公度晚年与严复书云：“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这实际上也就是他对于‘诗界革命’的明确态度，既反对严复的顽固立场，也反对梁启超的激进提法，而主张用‘维新’两字来概括当时诗歌及整个文学的革新运动”。黄遵宪有志于变法，同时正从事诗歌的创新，为何又讳言“革命”？黄霖先生说，他“对于革新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要求不够鲜明、直接和大胆”，“这或许与他在政治改革运动中一直采取‘潜移’、‘缓进’、‘蚕食’等比较稳健的立场有关”。[1]此说虽道及黄遵宪对待政治和诗歌革新的态度和方法，但未能探其思想本源。黄遵宪其实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的特性有深切的理解，思想之成熟远越梁启超、谭嗣同等青年后辈，无论是诗歌创作或变法实践都是如此。
“革命”一词，《辞源》释曰：“实施变革以应天命。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因称朝代更替为革命。《易·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今谓社会政治、经济之大变革为革命”。“革命”有广义狭义之分，当代学者李新指出：“从广义上说，也就是从哲学意义上说，即凡是引起质变的事物都叫革命。或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说，就是变化比较大、斗争比较激烈的都叫革命。从语言学意义上讲，革命还可以当形容词，凡是正义的、进步的都叫革命”，如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农业上的绿色革命等等。“历史上的一些正义行动，也往往称之为革命”，如奴隶起义。“从狭义上讲，是专指社会科学而言，比如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等等”，“这种革命指的是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严格地讲，革命必须包括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暴力，通过激烈的斗争，或者是一场暴动，或者是一场革命战争。因为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虽然改变了社会性质，但不叫革命”，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解放，政治制度是自上而下改革的，虽然改变了社会性质，但未曾使用暴力，“因此，革命要有第二个条件”。“改良是与革命相对而言的，革命是暴力，激烈的行为，而改良则是渐进的。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就要用改良的办法来达到革命的目的。”[2]
梁启超主张的“诗界革命”属于广义上的一种文学革命，要求“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即输入“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但旧有的诗歌形式不变，所谓“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改良。而发生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以激烈的方式批判传统文学，废除文言文，打倒旧体诗，斩断千年承传的文化血脉，所创建的新诗从内涵、语言到表现形式都与古典诗词迥然不同，这是一种狭义上的革命。黄遵宪虽然也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观念，积极参与政治改良，以诗歌宣传维新思想，但在深层心理中仍不离中国文化传统，对于“欧洲之真精神”只是有选择地汲取，不走“全盘西化”之路。因此他避“革命”之名，行维新之实，政治家的稳健作风亦表现于诗歌创作中，不守旧亦不激进，在推行新政和诗境更新两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绩。
黄遵宪足迹遍中外，具有丰富的阅历和极为干练的行政才能，是知行合一、脚踏实地的改革家，在维新志士中非常罕见，康、梁等人远不可及。他长期考察日本、英、美各国政治制度，多方参较，于中国变法应采取的措施、步骤熟虑于胸，到湖南全力协助巡抚陈宝箴厉行新政：举南学会、开时务学堂、办《湘报》，首倡地方自治，创立保卫局，“分官权于民”，一切计划均由黄遵宪筹措并付诸实施，井井有条，步步到位。湖南风气因之大变，成为全国注目的改革典范，黄遵宪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人物。此外如在日本期间拟《朝鲜策略》，有深谙国际政治的战略眼光；在美国、新加坡任领事时善于运用法律知识以维护华工、华侨的权益；在国内处理多年积压之教案，折服洋人，无不显示出其超人的魄力和精细明敏的实干作风，既能为循吏，更能为贤相，李鸿章称为“霸才”，绝非过誉。后人总结戊戌变法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光绪帝所任未得其人。正先所撰《黄公度》云：“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公度等，都是政治家，资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措施，有条不紊，成效卓著。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具在，不容抹杀。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口出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一百日间，竟为光绪下变法特旨三四百道。及光绪觉悟康有为之不足恃，以驻日本钦差大臣之职予公度，而不予有为，三诏严催公度攒程赴京，以图挽救，而时机已失，京变作矣”。[3]彭精一先生亦云：“公度先生能于百年前即有民有、民治、民享之思想，此种思想，实得来不易，先要以自己国家、国情、人性、风俗结合先进国家立宪法、国防、外交、议会等制度，然后使可行者融贯之，不适行者则缓议之。例如后党当权，光绪羽翼未丰，设谋者坚以太后归政光绪帝，只知道名政，不知权力之所依，每事以实力为后盾，如此良策未定，乱步先行，而致以卵击石之结果。……若光绪选用公度，则公度将察情度势，劝光绪上结慈禧以善母子之情，厚母后亲信以顺光绪变法施政之道。假以时日，则母子慈孝敬爱，于时施政变法，得权力而后为，岂不顺流无阻，上下畅通乎？”彭先生复以谢安用“和靖以应，结交以防”八个字，战胜桓温、中兴东晋为例，“这个故事比之康有为之‘百日维新’，轻信袁世凯，殊发人深省矣”！[4]这些论断都切中问题的要害，为光绪未能及时重用黄遵宪而深致惋惜。但今日学者分析变法败因，以为是：〔一〕变法领导者不掌握实权；〔二〕改良派不敢和不能摧毁封建制度，反映了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三〕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四〕缺乏完整、科学、行之有效的变革理论；〔五〕缺乏全盘考虑，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渐进。[5]。上述原因固然有其道理，但论者既未将湖南新政与北京施政结合起来通盘考察，又未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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