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在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终成如今的模样。虽然不完美，但是凭空垒起的学科基石以及不断进化、深化的理论关照，足以值得一个学科骄傲。
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得改革开放的红利，也在致敬40年不断改革、不断开放的征程。谢彦君、马波两位教授被不少学界人士视为当前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翘楚，他们用长镜头回眸了一个时代，也在展望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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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水：大致来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经历了40年的历程。您怎么看待评价几十年来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成绩和成果？您觉得大致可以分出几代代表性学者？
谢彦君：旅游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指导旅游实践的策略基础，也因而一直受到旅游学术界的重视。不过，中国旅游研究有其独特的历史特征，那就是，它是从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是与旅游教育、旅游产业同时产生、相伴而行的。这个特征，决定了中国的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与旅游实践保持一种回返往复的相互观照关系，而不能够一直处于实践的前沿，始终发挥引领实践的作用。
不过，从理论贡献的角度看，这40年的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成果当中，以申葆嘉等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展现了一种深度关切旅游实践的理论建设态度，此后一批50-60年代出生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理论建设的规范化和集成化。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旅游研究领域的理论努力更加明显，但呈现了更加碎片化的趋势。
马波：从年旅游本科教育正式起步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就开始显现。按一般逻辑，若无旅游基础理论支撑，高等旅游教育就会名不副实。正因为如此，主动探索旅游基础理论的学者几乎都是旅游院校的专业教师，这种努力从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我看来，已故的北京大学陈传康教授、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是早期的开拓者。谢彦君教授是长期从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代表性学者，张凌云教授对惯常环境—非惯常环境的研究、曹诗图教授对旅游哲学的探索等，都为旅游基础理论发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客观讲，40年来，为数不少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内程度不等的触及到了旅游基础理论问题，皆有理论火花的绽放，其中也包括了一批“T”时代的年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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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水：回望这40年，到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哪些主要不足？
谢彦君：评价一个领域的理论发展和价值，总是不能脱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谈，核心就是理论的应用性问题。纵观中国40年的旅游理论研究，我觉得有几个问题要引起注意：
第一，从观念和态度上承认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局限性，不要在科学哲学层面犯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不要在对理论无知的情况下否定理论。
第二，在学术研究因各种功利性诱导所致的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学术研究的理论化以及理论的集成化、体系化和范式化，是未来旅游基础理论建设的大目标，只有凸显为范式的理论，才能发挥它指导实践的功能，否则，理论碎片再多，也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海洋当中。
第三，理论范式的形成和演替，是在学术争鸣中完成的。中国旅游理论界长期缺乏理论争鸣的氛围，甚至有被实践和应用裹挟的情势，这种状况需要打破。
马波：如果把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看作是一类创新扩散活动，并用美国学者罗杰斯提出的“S”形曲线图来分析，个人认为，当前我们尚处在曲线底部的“起飞”前阶段。毕竟，纯思想的创新可观察性低，容易引发分歧而非趋同，采用速度比较慢。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基础理论在我国的孕育，主要有两个营养源：一是相关传统学科的理论借用，另一是西方理论体系的引进吸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的旅游产业政策越来越积极，旅游实践活动如火如荼，产业转型升级势态日益明显，一方面旅游基础理论研究获得了源头活水，另一方面产政学研都对旅游基础理论产生了急迫需求。由此，旅游基础理论的匮乏问题被凸显出来。
顾名思义，旅游基础理论具有根本性、系统性、抽象性三大特点。首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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