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听到一个鄂温克猎民唱的歌，只要一次，你就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的歌声无论如何欢快，都像兴安岭的白桦林一样，有种无比优美的心碎和骨子里的忧伤，那是他们对森林的爱……”
内蒙古人类学者白兰曾这样温情叙说鄂温克族的歌声。
鄂温克族为什么对森林有这样深切的热爱？神秘的兴安岭深处藏着怎样的故事？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通过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90岁的“我”——讲述了百年来族人们在森林里的生活、信仰、爱恨、生死的一切。
这本书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是著名作家迟子建的代表作。
在娓娓道来的故事里，我们仿佛看见了人类的童年，如何艰难地与大自然共存，又如何经历死亡和失去。
在这命运与信仰交织的百年风雨里，我们得以窥见鄂温克人生命之坚韧，以及生死之外不息的民族根魂。
?01死亡如宿命般如影随形
这本书最震撼的就是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死亡，甚至说，“死亡”主题贯穿了全书。
森林给了鄂温克人数不清的猎物，美丽而轻灵的驯鹿，鲜美的山菌和野菜，取之不尽的木材，还给了他们世代依存的高山河流，看不完的晨曦、晚霞和星光。然而，生活在密林深处，并不像童话般美好，而是随时面临自然灾害、野兽袭击、瘟疫考验，食物短缺也是常事，更要一次次艰难迁移。这是狩猎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自年前从勒拿河迁移而来便是如此。也是这样依托于自然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在接受丰厚馈赠的同时，也必须随时接受自然神秘莫测的掠夺。这掠夺常以生命为代价。在这个横跨6代人的故事里，“我”讲述了太多太多的死亡。在我之前，我的一个姐姐因严寒致病而夭折。不久，我另一个姐姐列娜冻死在雪地。我父亲林克外出换驯鹿，被雷电夺去生命。我伯父尼都萨满，为震慑日本人，跳舞而亡。我第一个丈夫拉吉达，在马背上被活活冻死，我也因悲痛而失去腹中的孩子。我第二个丈夫瓦罗加，为保护族人而葬身熊掌。我大儿子维克特行猎时，不小心打中弟弟安道尔。他自己也因为内疚，沉迷酗酒而亡。……每一个死亡都那么仓促，让人措手不及。我纵然哭泣，也只有一小部分泪水流向脸颊，大部分流向心里。当别的女人都迎着自己的男人回去，我孤零零站在寒风里，却无暇悲伤太久，因为我还要继续忙碌起来，既要照顾驯鹿，又要看管孩子。余华说：“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这大概就是人活着的意义，活着就是意义。就像《活着》里的福贵，就像杨本芬的母亲秋园，虽然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与衰老、无力、病痛相伴，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生存挣扎，但是活着，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生活在山林里，意外和疾病总是不期而至，甚至带着浓重的宿命感。但鄂温克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存，平静地对待生和死。在他们眼里，“生命就是这样，有出生就有死亡，有忧愁就有喜悦，有葬礼也要有婚礼，不该有那么多的忌讳”。
?02生死轮回不过生命转换
鄂温克族信奉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虽然万物的物质生命会消亡，但万物之灵魂会永存于世，不过是转换了一种存在方式。
这种信仰，抚平了他们对于生命消逝的伤痛，带着希冀盼望着另一种形式的相逢，也让他们格外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不看低任何一种生灵。特别对于萨满来说，因为担负着保护氏族的责任，更以一种近乎神性的悲悯看待众生。这其中，妮浩萨满的故事特别令人扼腕落泪。妮浩是我弟弟鲁尼的妻子，一个娇小美丽的姑娘，在尼都萨满去世后，被选中为新萨满。这种身份变化，使她的命运走向悲凉，开始失去一个个孩子。第一次跳神，是为救一个十岁的重病男孩。作为通灵之人，她出发前已感应到不妙，但还是在泪光中去了。结果，那个男孩活了，她儿子果格力却坠树而亡。她早已洞晓这一切。她说，天要那个孩子去，我把他留下来了，我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这是沉重的救赎。生命的接续从来不是便宜的事，总在以血和泪作为等价交换的筹码。而当这种救赎，超越了世俗的评判标准，你更震撼于鄂温克人根植于心的生命信仰。第二次，是为救族人马粪包，一个人人讨厌的家伙，代价是自己的女儿永远倒在林地。第三次，妮浩甚至还救了一个偷鹿少年，她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却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的光亮。还有一次，妮浩遇到危险，她的另一个儿子，一语成谶，用自己的命救了妮浩的命。这一连串悲伤又惊悚的遭遇，让妮浩特别恐惧怀孕。她的小女儿贝尔娜，也因恐惧而远走他乡。“萨满是一座桥，是一条普度众生的船。”当被神选中的一刹那，注定要担负起责任，舍弃自我作为个体的存在，所有命运的悲凉只能自己默默消化。就像至尊宝好好地当着山贼，却忽然要变成孙悟空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动心忍性，舍弃情爱和自由，最后还要被人说：你看那个人好像一条狗！就像妮浩萨满，不断献祭孩子的生命，直到最后，为祈雨献出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个萨满的使命，也走完一个女人与责任缠斗的一生。这种朴素的生命价值观，对生命无差等对待的态度，对人性巨大的包容和温暖，是鄂温克族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最高升华。约翰·肖尔斯的《许愿树》里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被拯救的马粪包，以自宫的形式赎罪，变成了一个好人。被救的偷鹿少年，找到到贝尔娜，把她带回妮浩的葬礼，报答了救命之恩。萨满身上义无反顾的责任、牺牲、大爱，给了氏族人莫大的信赖和依靠，使得整个民族血脉相连，共同抵御自然的考验，得以在密林深处繁衍生息，绵延不绝。生死轮回的等价转换，纵然残酷，也让氏族人格外珍惜生命，心有寄托，保持精神豁达而昂扬。
?03身居森林才能守住生命之火
历史的脚步滚滚向前。
转眼间，“我”已经来到90岁。当伐木声代替了鸟鸣，炊烟代替了云朵，鄂温克人百年来的宁静生活被打破。森林持续开发，部落里的年轻人逐渐下山，开始了与灯红酒绿文明世界的碰撞。我的外孙女依莲娜，是部落第一个大学生，带着一身才华走出了大山。然而她不像过去那么快乐了，开始酗酒、发脾气。她每次回山里居住一段，就会觉得山里太寂寞。等回了城市，又觉得城市太无聊。反反复复多次以后，她终于辞了职，重回山上。她说：她厌倦了工作，厌倦了城市，厌倦了男人。她说，她已经彻底领悟了，让人不厌倦的只有驯鹿、树木、河流、月亮和清风。后来，森林发生火灾，妮浩萨满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族人祈得大雨。
这一幕震撼了依莲娜。她花了两年的时间，把这种情境画了出来。
就在众人为她庆祝时，她却像一条鱼一样，永远躺在了贝尔茨河里，漂流向远方。
依莲娜的悲剧，正如作者所说，“大约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如今却成为现代世界的“边缘人”。内心剧烈的冲突无处排解，葬身水底或许是解脱。“我久久地看着那些用木头、树枝、兽皮组成的神偶，它们都来自于我们生活的山林。这使我相信，如果它们真的可以保佑我们的话，那么我们的幸福就在山林中，不会在别处。”鄂温克人本是自然之子，住在能看到星星的希楞柱里，与踩着露珠吃苔藓的驯鹿为伴，听着森林发出的暧昧朦胧的语言，与心爱的人制造出“风声”，生命蓬勃而自由。当被剥夺了森林，失去自然的力量，那些离开故土的人，“眼神里并不完全是喜悦，眼睛里也流露出凄凉、迷茫的神色”。想起网上《背桃花的移民》那张照片。十多年前的春天，三峡库区移民刘敏华，「在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永别时，小心翼翼地带上了家门口的一棵桃树」。这场景让人泪目，很多人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们又何尝不是那个背桃花的人呢？书中说，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中国人一向安土重迁，特别是像鄂温克这种有独特信仰的民族，离开了故土的“桃花源”，灵魂又将安放何处？
?04写在最后
结尾时，山上的猎民已不足两百人，驯鹿也只有六七百只。
当地的书记动员“我”下山，为了保护森林，让我们放下猎枪。“我”想对他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有一个纪录片《犴达罕》，记录了鄂温克人放下猎枪后的生活。其中一个人维加，在被收了猎枪后，和很多鄂温克男人一样，仿佛丢了魂，终日酗酒。他说，文明带来一个悲惨的世界。作者迟子建在接受访谈时，也提请人们反思，什么是真正的文明。这是很深刻的文化命题。在当今喧嚣的城市化浪潮冲击下，越多越多传统生活方式被终结，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找不到归宿。没有人知道归宿在哪里。只有“我”，还待在山上，“守着这把火，无论遇到大风、大雪、大雨，我都守着它，永不熄灭。这把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